1958年批斗粟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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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5年9月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命令，授予粟裕、黄克诚、谭政、肖劲光、王树声、陈赓、罗瑞卿、许光达、徐海东、张云逸10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，授予55人上将军衔，授予175人中将军衔，授予801人少将军衔。

粟裕1907年生于湖南会同，侗族。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1927年6月转入中国共产党。

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。参加井冈山斗争，转战赣南、闽西和中央苏区历次反“围剿”，被朱德赞誉为“青年军事家”。

1934年7月，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，转战闽浙赣皖边。

1935年1月任挺进师师长、闽浙军区司令员,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。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，独立领导部队开展游击战争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于1938年4月任新四军第2支队副司令员、先遣支队司令员，率部挺进江南敌后，首战韦岗告捷。接着率领第2支队在南京、芜湖等地抗击日军。

1939年8月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副指挥，同陈毅一起，率部开辟了苏南抗日根据地。

1940年7月率部挺进苏北，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参谋长。10月参与指挥黄桥战役，粉碎了4倍于己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，巩固发展了苏北抗日根据地，开创了华中敌后抗战的新局面。

1944年3月开始对日军发动局部反攻，组织指挥车桥战役，创华中敌后歼灭战的范例。同年12月率第1师主力南渡长江，任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，后又兼中共苏浙区委员会书记，巩固和发展了苏南、浙东抗日根据地，开辟了浙西抗日根据地。

1945年指挥所部在天目山区对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行3次自卫反击战，率先实现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。

解放战争时期，担任华中、华东和第三野战军主要指挥员，组织指挥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战役的胜利，积累了大兵团作战的丰富经验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担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、军事科学院第一政治委员、中央军委常委等职，为军队现代化、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1958年5月27日到7月22日，历时57天的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军内开展的第一次整风运动。

此次整风运动所针对的对象主要有三个：即所谓“教条主义”的代表人物刘伯承、萧克，以及所谓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”的代表人物粟裕。

粟裕对于会议内容却毫不知情，等他去了以后，会上猛批他“争权”、“反领导”等，这一系列罪名给他当头一棒，打得他晕头转向，莫名其妙。

不仅粟裕感到突然，就连在场的几位元帅，也感到突然。

批粟裕时，围绕的主要焦点，往大了说是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关系，往小了说就是彭、粟之间的关系。

事实上，对于粟裕这样的人而言，很难做到不得罪人。

首先，他战功赫赫，在军中的声望极高；其次，他不逢迎、不苟同；第三，他不圆滑，且棱角分明。这三点如果运用不当，就很可能得罪一些人。

批斗逐渐升级，军委扩大会议随即增加至1400多人，几乎囊括了全军军以上单位的主官，影响扩及全军。

此外，当时参加会议的三位元帅，除了林帅有过表态外，贺老总和罗帅全程几乎是一言不发。

受到种种“罪名”指责的粟裕，备受压力。

尽管他知道这些指责充满了水分，但为了顾全大局，粟裕还是在家中自我封闭了七天，苦思冥想这所谓的“检讨”该如何写。

他在各种大会、小会上检讨了8次之多，但无论怎么检讨，无论说多少违心的话，却一直没能获得通过，最后他只能求助于夫人楚青。

他对楚青说：“帮我写个检讨吧，我自己下不了手。只要能通过，怎么写都可以！”

老将的心酸与无奈，不由得让人心疼。

夫人在看完他的那些检讨材料后，也不由得大吃了一惊，心想：“这不是‘胡编乱造’吗？”

确实，在这一份份检讨书中，有很多都是不实的。毕竟都没有真实存在过的东西，怎么能写得出来呢。

但为了能“通过”，楚青还是不顾实际地写了一份检讨，把强加给他的罪名全部兜了下来。

粟裕用这份检讨在大会上做了检查，果然顺利“过关”。

以至于回到家中后，粟裕还对夫人楚青说：“还是你有办法，写出的检讨让我过了关！”

将军的这句话，不知饱含了多少的痛苦与无奈。

然而，这次检讨虽然过了关，但粟裕还是得继续背负着这些罪名，接受组织的处理。

粟裕与彭德怀，两人都是带兵征战的主将，是指挥大兵团作战的专家，具有超强的决策意识和决断能力，且都具有大局观、战略思维和战略头脑。

当然，这样的人，其性格特点也极为鲜明，行事也果断，有自己的主张和见解。

然而，这样两位优秀的将领，在战争年代却鲜有交集，直到1952年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，成为粟裕的直接上级后，两人的交往才逐渐增多。

但两人的行事风格、人生理念，对事情的见解方式的不同，加上程序、沟通上的不畅，使得两人在工作中和私底下的关系都不是那么的合拍。

不过，这些都属于正常现象，性格上的差异难免会有，工作上的分歧也更是常有的事，更何况当时我军才刚刚从战争环境下走出来开启正规化进程，这些都是在所难免的。

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，在批斗会上，粟裕被扣上了一顶又一顶的大帽子，上纲上线如此之高、处理如此之重，简直令人叹为观止。

在给粟裕扣上的那顶“极端个人主义者”的大帽子下，指责的内容基本都是无中生有。

比如什么“一贯反领导”，“同陈毅、聂荣臻、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”，“要权、争权”，“告洋状”，“里通外国”等等。

此外，当时一些人还因此鼓噪“将帅不和”，要求大会进行批判。

随着会议上要把“将帅不和”的问题搞清楚的呼声越来越高，向来直率的彭德怀终于忍不住了，他说道：

“那就扯开，看看我这个恶婆婆有哪些丑行。”

尽管这句话里面有严于律己的方面，但总体来说还是欠考虑。而如此小题大做，只能造成将帅两败俱伤，最后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。

而与萧克等人的“集团”帽子不同，挨批的粟裕是被当做“个体”专门提出来的，是所谓的“极端个人主义者”。

然而，对于刘伯承、粟裕、萧克等人的错误批斗，也使彭极为心痛，这也成为了他难以抹却的懊悔记忆。

1958年8月31日，粟裕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，由彭德怀的老部下、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黄克诚大将接任。

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将军曾回忆：

“粟裕同志任总长时期，是总参最好的时期，也是我心情最愉快的时期，也可以说，是军队建设最好的时期。”

然而历史总是那么地奇妙，短短的一年后，彭德怀也被扣上了这顶大帽子。

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，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。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，调整指标，继续纠正“左”倾错误。

会议开始时，毛泽东提出读书、形势、任务、综合平衡、群众路线等19个问题要大家讨论。他在讲话中，对国内形势概括了三句话：“成绩伟大，问题不少，前途光明。”

一部分同志也认为纠“左”已经差不多了，对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批评是泼冷水，是右倾。

但许多同志在发言中批评了“共产风”、高指标、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和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错误，要求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1958年的经验教训。

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。

信中首先肯定1958年“大跃进”的成绩，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各国从未有过的，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；然后着重指出了存在的问题，认为“大跃进”造成的突出矛盾，是由于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。

7月16日，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加上了“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”的标题，批示印发与会同志讨论。

讨论中，有些同志对信提出质疑或表示反对，但黄克诚、张闻天、周小舟等不少同志表示赞同信中的观点。

7月23日，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，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的信，指责“意见书”表现了“资产阶级的动摇性”，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。

从此，会议方向从反“左”转为反右，对彭德怀、黄克诚、张闻天、周小舟等的所谓“右倾机会主义”“反党集团”问题进行揭发批判。

7月31日至8月1日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，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旧账。

8月2日至16日，召开八届八中全会。

会议继续揭发批判所谓“彭、黄、张、周右倾反党集团”，指责彭德怀的“意见书”是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，妄图篡党夺权的纲领”，并宣称彭、黄、张、周结成了“军事俱乐部”性质的反党集团，并牵连历史问题一起批判。

全会通过了《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》《为保卫党的总路线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》《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》。

不过，在“庐山会议”上彭挨批的时候，粟裕却表现得很平静，既没有落井下石，也没有趁机为自己申诉。

当时粟裕的一些老战友曾建议，让他借这个机会，把1958年的事情提一提，甚至直言：“如果你不便说，就由我们来说。”

但粟裕却回答：“我不愿在彭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。我决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，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证明自己。”

当然，这些都已成为历史，我们也不必过分纠结谁是谁非，我们只需在这段历史中，汲取有用的信息和知识就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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